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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1 10:05 来源:新浪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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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知识》

对东坡来说,他对儒家的仁政学说不但衷心服膺,而且身体力行。即使当东坡以罪官的身份生活在贬谪之地时,百姓的疾苦依然使他不能释怀。他仍然向当地官府献计献策,甚至亲自参与地方上的事务,仿佛对当地的百姓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轼是北宋的著名文学家。他从小“奋厉有当世志”,从仕四十年,足迹遍及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南京、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地,不管到哪里,苏轼都把自己的人生踪迹融入当地。本期特别关注将带领您追随苏轼的足迹,重温苏轼的人生之旅。

北宋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离开海南岛北归。次年五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东坡在金山寺自题画像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如论仕途功名,此语当然是自嘲。如论文学业绩和人生意义,则此语堪称的评。东坡平生三次被贬:四十五岁被贬到长江中游的偏僻山城黄州,一住五年;五十九岁谪惠州,在南海边上度过两年半的艰难生涯;六十二岁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到六十五岁才得北归。然而东坡不但坚定地走完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而且成功地把人生的逆境变成了事业的顺境。他在三个贬谪地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学养,提升了自己的人格境界。他在黄州等地写出了光辉夺目的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并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乃至民生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东坡在逆境中的所作所为,是激励后人以坚定沉着、潇洒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坎坷的精神源泉。

一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二年(1079),东坡遭受了“乌台诗案”的横祸,在御史台监狱里度过了一百三十天的铁窗生涯。次年正月初一,汴京城里的千家万户都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东坡却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走出京城,踏上了前往黄州贬所的漫长道路。经过一个月的跋涉,东坡来到了山环水绕的黄州,从此这个僻处江边的小城就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坡在黄州时经济拮据,处境艰难,若是常人,不知要如何地痛不欲生、怨天尤人,然而东坡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对待逆境,以坚毅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他不但啸傲于赤壁风月,而且继续关心国计民生。人们都把东坡在黄州的行为归因于旷达的人生观,此说固然有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东坡的道德修养和淑世情怀。刚毅近仁,仁者必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深挚的淑世情怀使东坡具有一副铁石心肠。他在黄州写给滕元发的信中自称:“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可见乌台诗案虽然来得非常突然,但东坡的内心却早储备了足以应对各种灾祸的精神力量。东坡刚到黄州时,好友李常来信安慰其不幸遭遇,东坡在回信中自表心迹说:“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意,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由于东坡具有如此心胸,他就能在艰难困苦的窘境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潇洒风神,旷达仅为其表,坚毅才是其里。所以东坡在开荒种地的馀暇并不一味地放浪山水、啸傲风月,他也抓紧时机读书、著书,那间四壁画满雪景的雪堂成为东坡这位“素心人”潜心学术的书斋。

苏轼笠屐图

正因如此,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东坡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相田,途中风雨骤至,众人都被淋得狼狈不堪,只有东坡从容不迫地一边吟啸,一边徐步前行。东坡的沙湖之行没有买成田,但是催生了一首《定风波》,其中有“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等名句。如果说风雨是坎坷人生的象征,晴朗是通达人生的象征,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意味着平平淡淡的人生,而“一蓑烟雨任平生”则意味着平和、淡泊、安详、从容的君子人格。经历过玉堂金马的荣耀和锒铛入狱的耻辱,又在黄州的躬耕生涯中备尝生活艰辛的东坡居士已经炼就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不期而至的雨丝风片又能奈他何?

数年之后,二度执政的新党对旧党人物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东坡首当其冲,被接连贬到惠州、儋州。此时的政治形势堪称黑云压城,当朝权臣将年过六旬的东坡贬到人称“鬼门关”的儋州,将东坡“置之死地”的用心路人皆知。在旁人看来,此时的东坡已经身陷绝境:已臻垂暮之年,却以戴罪之身远贬南荒,不但还朝无望、返乡无期,而且家人也离散在万里之外。……凡此种种,人何以堪?但在东坡看来,上述的种种烦恼都不足挂齿。东坡晚年所写的两篇小品文清楚地显示出他对付艰难环境的精神武器。第一篇是作于惠州的《记松风亭》,文曰:“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第二篇是作于儋州的《试笔自书》,文曰:“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念此可以一笑。”两文对读,就可看出东坡对待逆境的坚定态度与日俱进。他在前往松风亭的途中停下歇息,是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也就是安于目前情境的客观存在。而他在海岛上摆脱忧伤心境的方法却是跳出目前情境的有限范围,置身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从而以超越的心态对待眼下的困境。正因如此,东坡就在精神上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他就能傲视一切苦难。

黄州、惠州、儋州,前后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是东坡人生中的深重苦难,海南的瘴雨蛮风更是严重地戕害了东坡的生理健康,与东坡交好的朱服曾亲眼见到从海南北归的东坡:“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朱彧《萍洲可谈》卷二)黄庭坚亦称晚年东坡为“儋州秃鬓翁”(《病起荆江亭即事》其七)。任渊注:“东坡归自岭海,鬓发尽脱。”然而面呈土色、鬓发尽脱的东坡老人在精神上依然健全刚强,乐观旷达,披蓑戴笠,脚蹬木屐,背负酒瓢在田间边走边歌,这是东坡留给千年青史的永远定格,这个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后人自强不息。

二父老相携迎此翁

自从入仕以后,东坡在朝时直言进谏、面折廷争,在地方官任上勤政爱民、兴利除弊,他的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尽管东坡被新党视若仇敌,并受到不遗馀力的排挤和打击,从而在宦海风波里上下浮沉,甚至身陷囹圄、屡谪荒远,但这些遭遇凸现了他的凛然风节,也增进了朝中有识之士与广大民间百姓对他的爱戴。乌台诗案发生后,许多官员仗义执言为东坡说情,最后连太皇太后曹氏都亲自出面规劝神宗,从而使东坡免于死罪。可惜当时的统治者根本无视民意,否则的话,只要到密州、徐州去听听百姓对东坡政绩的颂扬,或是到杭州、湖州去看看百姓自发为东坡所作的解厄道场,就能知道东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了。东坡在偏僻荒凉、艰难穷困的贬谪之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却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心态,这固然与他的坚毅性格有关,但不可否认,深明大义的地方官员以及善良敦厚的平民百姓对他的理解和同情也给他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这是惠州官吏和百姓给东坡留下的深刻印象。

苏轼《春中帖》,故宫博物院藏

加上东坡性情忠厚,性格坦荡,他总是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别人,曾说:“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声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东坡都能与他们推心置腹。近在京畿都邑,远至天涯海角,东坡的交游遍布天下。从黄州到儋州,有些深明大义的地方长官不但没有对东坡落井下石,反而照顾甚周。比如东坡在黄州遇到的三任知州陈轼、徐大受、杨寀,在惠州遇到的两任知州詹范、方子容,都对东坡相当友善。即使到了海南,昌化军军使张中也不顾上峰意旨,对东坡照顾有加。当东坡被前来督察的使臣逐出驿馆,不得不在桄榔林中建屋安身时,张中甚至亲自帮着挖泥运土,还因此受到朝廷的追究。

当然,最感人的还是东坡与黄州等地的父老乡亲之间的亲密情谊。东坡未遭贬谪时,不管是在汴京街头前呼后拥的“苏学士”,还是在杭州西湖吟风弄月的“苏使君”,那些平头百姓都只能远远地观看。即使当东坡轻车简从地下乡劝农时,那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的村姑们也绝不敢挨上前去与东坡说话。是贬谪落难使东坡来到百姓中间,从而结交了许多平民朋友。那些善良质朴的普通百姓出于对忠而被贬的忠臣的同情,也出于对才学盖世的名士的仰慕,纷纷向素昧平生的东坡伸出援助之手。百姓们虽然没有任何权力或充足的财力来帮助东坡,但即使只是一句主持公道的话语,或是一个表示同情的眼神,也使东坡深为感动,因为那都是出于至诚的心灵交流。

东坡与百姓的情感交流是双向进行的。对东坡来说,他对儒家的仁政学说不但衷心服膺,而且身体力行。即使当东坡以罪官的身份生活在贬谪之地时,百姓的疾苦依然使他不能释怀。他仍然向当地官府献计献策,甚至亲自参与地方上的事务,仿佛对当地的百姓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东坡贬至岭南时,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东坡在惠州时,主动参与筹划在两江合流处建桥,而且努力捐款资助修桥的经费。儋州的百姓不重耕种,东坡就写了六首《劝农》诗规劝他们多种树,勤耕田。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梁溪漫志》卷四)

对于黄州等地的父老乡亲来说,他们同情东坡,爱护东坡,尽其所能地帮助东坡。东坡在黄州开荒种麦,毫无经验,农人就热情地传授秘诀。东坡在黄州修建雪堂,在惠州的白鹤峰建造新居,在儋州的桄榔林中搭建茅屋,都有百姓自告奋勇前来帮忙。他们成群结队,众人举杵,不但给东坡提供了遮蔽风雨的栖身之所,而且使他深切地体会到异乡风土之可亲。海南村野里的“春梦婆”,大庾岭头的白发老人,他们用朴素的语言对东坡表示了理解与同情。东坡曾在儋州的集市上遇到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语言不通的两人竟然攀谈起来。山民又是叹息,又是挥手,好像是说东坡本是一位贵人,如今却凤落草窠不如鸡了。临别前,山民把卖柴换来的一块木棉布赠给东坡,说今年海风寒冷,让他做件衣服御寒。东坡非常珍视这份情谊,特地写诗记载这次奇遇。这位不知名的黎族山民与东坡的动人故事便永远保存在《和陶拟古九首》之九这首诗中。

三报道先生春睡美

东坡在贬谪地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但是他很少在作品中啼饥号寒,反倒经常呈现一副乐观、愉快的面容,这主要归因于东坡对于物质生活持有一种相当独特的态度。东坡常常以一种近于审美愉悦的态度去拥抱生活,他对平凡、简朴的物质生活倾注了更多的感情。所以东坡的心态更加平和,更加真诚,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东坡从简朴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不仅是幸福感,而且有美感。元丰年间,东坡在黄州写信给居乡务农的表兄子安说:“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东坡谪居海南,有时米粮匮乏,苏过就用山芋做成一道“玉糁羹”,东坡赞美说:“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他还用诗句形容此羹说:“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一味用山芋做成的羹汤,是再平常不过的物品,可是在东坡的笔下,它是多么美好!

具体到衣食住行的各项生活内容,东坡一概以这种态度对待之。东坡善于苦中作乐,他在惠州时特意写信给弟弟,介绍他刚发明的一道佳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他来到儋州后,发现其荒凉贫穷完全超出想象,不但缺少肉食,有时甚至有断炊之忧。儋州的饮食习惯也与北方迥然不同,百姓平时食芋饮水,荤腥则以海鲜为主。这对一向生活在北方的东坡来说,真是难以适应。然而东坡以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异方风物,他不但与当地百姓同样以薯芋为主粮,而且克服自己一向怕腥的习惯,努力去适应那些平生闻所未闻的奇怪海产。唐人韩愈南贬潮州,曾对南方的奇异食物甚感恐惧,勉强食用了蠔、蛤以后竟然“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东坡则不然,他不但兴致勃勃地品尝海味,而且作文赞美之:“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蠔。剖之,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此文以幽默的语调对朝中权臣进行了旁敲侧击的辛辣讥刺,同时也表达了东坡对于艰苦饮食条件的超然态度。

苏轼《渡海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东坡这种生活态度的精神本质是什么?东坡从何处汲取了思想源泉?对此,人们众说纷纭:儒家、道家、佛家,或三教兼融。我认为东坡确实对各家思想都曾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他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造了独特的人生观,东坡的人生观只属于他自己。道家本来是鄙视物质而独重精神的,老子对物质享受持批判态度,认为“五色”“五音”“五味”等享受会使人迷失本性。庄子既主张相对主义,认为美恶之间并无根本差别;又提倡“无待”,即摆脱对物质世界的依赖。佛家本来有禁欲主义的色彩,黄卷青灯的佛门弟子一心礼佛,对红尘世界中的物质享受无动于衷。以内心顿悟为宗旨的禅宗更是对外部世界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区区的物质享受了。儒家虽然不摒弃精致的物质生活,但他们极端鄙视不符合道义的富贵荣华,崇尚“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俭朴生活,主张以“穷且益坚”的态度对待人生中的困境。东坡对上述思想都有所汲取,但又渗入了他自己对生活的独特领悟。东坡并不反对美好的衣食,要是惠州市井上能买到上好的羊肉,他肯定也会大快朵颐。但是在没有羊肉可吃的实际环境中,从羊脊骨上剔下来的一点“微肉”也能使他品尝得津津有味,以至于认为其美如蟹螯。更重要的是,东坡有意忽略物质条件的差异不仅仅为了避免忧能伤人的恶果,也不仅仅出于对“士有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语也”的儒家信念的认同。由于东坡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全都来源于政敌的迫害,他的漠视苦难就意味着对黑暗势力的蔑视,他的安贫乐道就意味着对自身人格精神的坚持。 

有意思的是,东坡的生活态度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意义,远在汴京的权臣竟也有相当准确的领会,并十分迅速地作出反应。绍圣四年(1097)二月的一天,东坡在嘉祐寺里美美地睡了一晚,次日作诗咏之:“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到汴京,权相章惇气急败坏地把东坡再贬海南,他确实听出了东坡笑声中的含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他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东坡笑声的意义。

四乘桴且恁浮于海

人生苦短,古人常把人生看作一次短暂的逆旅。虽然如此,人们的精神追求却没有止境,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寻觅一个永久的归宿地,来寄托他们的精神,各种宗教所虚构的天堂、乐土便应运而生。当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由于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太深,很少有人能像王维那样全心全意地皈依佛门,于是较常见的便是李白的做法:他一方面努力追求建功立业,希望以生前功业的建树来实现死后的不朽;另一方面又寄意于宗教乃至神话,幻想着“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遨游太清”的逍遥境界。与李白一样,东坡也是一位潇洒绝俗的风流之士,他同样鄙弃荣华富贵而追求理想境界,他同样爱与僧侣、道士交游并深深地浸润于各种宗教,但是东坡从不向往海外仙山或西方净土,他明确地声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深切依恋的对象不是彼岸或仙界,而是人间。

人生的归宿在何处?东坡一生中无时不在思索其答案。他的思索既有空间向度的,也有时间向度的,前者往往会导向某个地点,后者的终点则是身后的精神归宿。让我们沿着前一个向度来看看东坡心中的归宿地到底在何处。

东坡热爱故乡,虽然他的大半生都在异乡飘泊,至死未得归乡,但是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梦魂萦绕的对象,更不用说那“明月夜、短松冈”的亲人坟茔了。然而东坡的思想自由通脱,他的情感既执着又潇洒,“蜀江水碧蜀山青”的故乡固然是其情之所系,远离故乡的其他地方也使他安之若素。从理智上说,东坡向有“四海为家”的人生态度,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颂韩愈说:“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在东坡看来,像韩愈这样的人物本是天下之士,虽然平生行踪限于某些地方,但其神灵却是无所不在的。东坡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其成就与声誉皆与韩愈不相上下,时人即以韩愈视之,东坡也不无自矜地说:“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答周循州》) 天下之士当然应以四海为家,东坡就是以这种襟抱对待一生中转蓬般的流宦和流徙的。

从感情上说,东坡对各个地方都有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每到一处陌生地方都有恍若旧游之感。如果说东坡对杭州的亲切感是受了该地的明山秀水的激发,那么他对黄州等荒凉僻远的贬谪之地也有类似的亲切感就只能归因于其人生态度了。东坡在黄州时写信给赵昶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东坡来到惠州后,作诗抒感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东坡离开儋州北归,临行前作诗留别黎民表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东坡被命运偶然抛往的荒僻之地,尤其是地处岭南的后面两个地方,自古以来就被视作流人的鬼门关。唐人韩愈被贬潮州,将到潮州时就作诗说:“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到达潮州后上表自诉:“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作诗抒感说:“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东坡被贬往的惠州、儋州比潮州、柳州更加偏僻蛮荒,可是他不但随遇而安,而且视他乡亲如故乡,这是多么潇洒、通脱的人生态度!由于东坡对异乡的热爱是从内心奔涌出来的,既非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也非强自排遣的自我慰藉,所以“四海为家”这句话在别人口中也许带有几分无奈或悲慨,但在东坡心目中却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愉悦感。孔子曾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东坡晚年有词云:“吾已老,乘桴且恁浮于海。”此语虽有几分无可奈何之感,但也洋溢着潇洒和自豪感。

从出生地眉山到终老之地常州,从玉堂金马的汴京到棘篱柴门的儋州,从湖山秀丽的杭州到黄尘漫天的定州,东坡都留下了吟咏当地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的动人诗篇,还留下了与当地人民亲密相处的动人故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成为东坡的归宿之地?哪里不是东坡的精神家园?清人江逢辰有诗云:“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是啊,黄州、惠州、儋州本是偏远小城,是东坡的足迹使它们名闻天下,从而与东坡的故乡眉山一样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圣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2期“特别关注”栏目,原标题:天涯何处无芳草——简论苏轼的贬谪生涯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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